1995年聯合國第四次婦女大會正式提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概念，作為推動性別平等的全球性策略。我國政府近年亦推動性別主流化，國軍自 1991年起擴大招收女性專業軍士官，並於 2006 年開始招募女性士兵及儲備士官，現有女性人力計約二萬餘員。然性別主流化政策的推動，對於原本充滿陽剛氣氛的軍隊有何影響？
經過個別深度訪談，本期作者嚴巧珊與許雅惠發現軍隊中的排「她」性仍強，母職限縮了女性軍職的發展，大環境仍維護既有的性別秩序，抑制了女性的升遷。該文建議軍隊內部應該創造更頻繁積極的對話式的溝通策略，了解軍隊成員對政策推展的真實感受，以作為後續性別主流化政策推展的參考；其次，國家社會應發展互利式的鬆動性別角色，以實現性別平權之目標。
我們從國防部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與成果看來，近年仍主要著重在性騷擾防治、女性人力運用與任職、升遷制度的「兩性」平等方面，而軍隊如何面對跨性別或不同性取向的成員，恐也是一大考驗；希望多元性別從軍者的權益與友善環境也能放入國軍性別主流化政策中，期待未來有更多相關的研究調查。
本期第二篇文章即關注多元性別議題，許如婷以台灣新生代女性導演為研究對象，詮釋其影片中的「酷兒」性／別想像與實踐。作者提出新生代女性酷兒電影史猶如同志／酷兒運動的翻版，且有意地回溯「前輩酷兒」的非典型生命經驗。這些導演將同志身分轉化至影像創作，超越了社會性／別框架的酷兒再塑，而其敘事乃透過同性戀「常軌化」的方式，顛覆了主流異性戀的霸權話語，也提供一種「酷兒時空、烏托邦」的想像，本文最末並提出未來以「酷兒凝視」為研究視角的可能性。
自2005年創立「亞太酷兒影展聯盟」（APPQFFA），台灣與澳洲、紐西蘭、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國的酷兒影像創作持續交流。2014年開始舉辦台灣國際酷兒影展，更結合了同志運動與影視文化。酷兒論述強調跳脫生理性別、不拘泥「異性戀／同性戀」的二分法，強調流動、多重的「性傾向」（sexuality），上世紀末以來，台灣的「同志」與「酷兒」走向不同的論述道路，同志被認定擁抱身分認同，而酷兒被認定為質疑身分認同（紀大偉，2015）。近年在台灣同婚合法化之後，酷兒文化與影像論述如何詮釋或解構身分認同，讓我們拭目以待。
接續本刊第48期有關日軍性奴隸慰安婦的文學與影像的分析，本期第三篇文章由日本學者三澤真美恵梳理近三十年來「慰安婦」問題的演進、研究趨勢與論點，可說相當全面地介紹日文相關爭議與發展，文中也涉及部分中文研究成果。
2021年初，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John Mark Ramseyer在美國學術期刊上發表“Contracting for Sex in the Pacific War”一文，將「慰安婦」視為「自願契約下的娼妓」，引起國際學界的討論與批判。三澤真美恵該文著重探討如何看待「慰安婦」制度的「強迫性」、民族主義，以及「慰安婦」制度中「受害者的主體性」三大方面，重申「以受害者為中心的方法」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命題。在台灣婦女運動史相關研究成果忽略「慰安婦」討論的情形下，本文釐清重要議題，提醒我們在思考國家和軍事性暴力、殖民統治責任、以及女性性別規範壓迫等議題時，「慰安婦」課題研究的重要性。本文附有豐富的參考文獻，提供研究二戰期間日本軍事性奴隸的重要基礎，彌足珍貴。
作者強調「慰安婦」並不僅僅是過去式的歷史課題，「慰安婦」和當代社會的性暴力或性剝削在本質與結構上是相同的；兩者都包含了對女性的歧視、父權制度的宰制、受害者群體的貧困問題、剝削弱者的性買賣產業，以及攻擊受害者的貞操規範等問題。她認為思考「慰安婦」問題、解決「慰安婦」問題，對於我們解決當代社會的性暴力或性剝削，同樣具有關鍵性意義；而且這些思考不只適用於婦女，也可能適用於台灣轉型正義與歷史正義的交織（例如原住民土地問題）。
台灣的婦女救援基金會自1992年起展開前台籍「慰安婦」的調查，以及進行對日求償之人權運動。2016年成立台灣第一座以「慰安婦」人權運動為基礎、結合婦女培力與性別平等教育的多功能博物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三十年來保存了數千件「慰安婦」的相關影音、書籍與文物。可惜近來博物館不敵疫情影響營運，目前搬遷至台北市承德路新館，持續推動反戰、人權和性別暴力防治。如今慰安婦阿嬤一一凋零，如何防止任何形式的性暴力再次發生，特別在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強化上，刻不容緩。
本期兩篇專書評介都是性別史研究的重要著作，陳曉昀評介程曉文所著的Divine, Demonic, and Disordered: Women without Men in Song Dynasty China（通神、著魔、紊亂：沒有男人的宋代女性），指出該書以manless women為研究主體，結合性／別與酷兒理論，討論史料與當代史學研究對於生理性別（sex）、社會性別（gender）與性（sexuality）的各種假設；此種跨領域、跨界限地研究，試圖挑戰以男性為中心（androcentrism）的知識體系。本書提醒讀者思考話語（discourse）在知識建構時的多樣性與異質性以及不同文類的比較，如醫書、宗教傳記、筆記等，其中男／女性書寫／論述的複雜交纏，凸顯了manless women認識論的紊亂，跨時代地檢視歷史敘事的變化，並為中國史研究套用性／別理論提供脫身之詞。
第二篇書評是姚平評介韓獻博（Bret Hinsch）Women in Song and Yuan China（宋元婦女史）。本書是韓獻博教授繼出版中國古代、秦漢時代、中古、唐代與明代婦女史之後，中國婦女史系列專書的最新成果。文中指出，本書要旨之一在回應學界所關注的唐宋變革與婦女生活，宋代女性的生活與唐代女性差別甚大，但是元代對女性的約束更為强烈，值得注意；本書最有特色的是，將婦女放在中國史的整體發展來觀察，雖然書中遼金元部分的討論稍薄弱，但未來蒐羅相關史料，或可預期催生另一本斷代史，提供有志探究中國婦女／性別史者入門參考。
本期封面來自留德藝術家李俞德（Yutie Lee）的作品，原件為錄像。創作靈感來自歷史上兩位特別的女性：一為奧地利女演員Hedy Lamarr，曾演過史上第一部女性全裸上鏡的電影，然人們都忘了，二戰期間她其實發明過無線電導航系統。二是中世紀德國修女Hildegard von Bingen，她曾創造秘密字母，流通於修道院內，是一位哲學家、作曲家與博物學家，也被視為是女性主義的先驅。《女學學誌》不僅致力推動華文學界的性別研究，也意欲提升青年藝術家性別相關作品的能見度，盼讀者在研究之餘亦能浸淫美感中。
主編 衣若蘭 謹誌
參考文獻：紀大偉（2015），〈翻譯的公共：愛滋，同志，酷兒〉，《台灣文學》，26: 7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