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碑是紀念人物或事件的建築物，作為集體記憶的一種，其呈現的方式與形成過程充滿了性別意義。本期刊登的第一篇研究論文中，顧玉玲教授從工殤碑的設立與群眾記憶，揭示當代台灣性別與勞動的關係。同樣是為了工作最後「回不了家」的男女，男人被神格化成為「石牌公」，設置在「開路先鋒爺廟」內供人膜拜；女人卻集體被當作「淑女」來祭祀，且如同台灣各地可見的「姑娘廟」一般，單身女性無法入父系家祠，往往被塑造為厲鬼而成鬼話傳說，幸由婦女團體與地方政府的努力，高雄旗津「淑女墓」終改建為「勞動女性公園」。
該文關於工殤碑的探討，包含了阿斯曼夫婦（Assmann）所提出集體記憶的兩種類型：「交流型記憶」和「文化記憶」（相關理論可參考史艾米，2015: 288-291）。也就是說，這兩則勞災事件，由口頭的、日常的、短暫的、流動性的記憶，經過文化塑造而有紀念碑的豎立，如此漸漸體制化紀念的內容與意義，而為人們所記憶。但有意思的是，當紀念建築物成立以後，並不代表交流型記憶就被固定了，那些口頭的、日常的記憶，也可能因為性別文化而產生不同的詮釋與印象。從工殤碑的例子，我們看到集體記憶如何流動、固化與產生改變的可能。作者提醒了我們，公共議題所忽略的性別差別待遇，以及宗教信仰中的性別與鬼神觀，還有集體記憶中對未婚女性的恐懼與偏差觀念，都值得大家再度省思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文化符碼。所幸紀念空間或儀式可以修改，「歷史」可以改寫，集體記憶也可因此得到重新梳理與解／建構的機會。
其次，與婦女／性別相關的公共議題中，女性或性少數的參政是最大的課題，但是如何參與，以及參與的成效如何，值得密切關注。以「參與式民主」的類型來觀察，是研究女性參政與性別平權途徑之一。本期第二篇論文中，黃淑玲教授以「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簡稱女委會）為例，探討台北市長柯文哲第一任內（2015-2019年間）性平機制運作與成效。女委會成立於民國85年，是台灣第一個由官方成立、民間參與，致力於性別平等及促進女性權益的任務編組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其他委員約30名，任務為擬定法令、督促政策、提供諮詢，其與台北市政府之間的關係與性別平權的實施成效，有待審慎評估。
黃淑玲教授認為台灣性平機制的運作成效，為「政治意志」、「社會資本」與「政治環境」因素三者交互作用影響。她發現，市長個人推動性平政策的動機、出席與主持大會的頻率、特別指示與獎懲措施，以及性平辦公室的人力、預算與監督機制，還有民間委員的社會資本多寡，都與性平機制成效密切相關。而該文處理的女委會個案，也凸顯台灣公私合作的性平機制，其定位問題。按照台北市政府網站的說明，女委會屬於「諮詢、指導及監督本府性別相關政策措施之重要角色」，意即此委員會能否有決策力或影響決策權，未來還需再觀察與釐清。
在女性參政的議題上，2020年蔡英文總統的第二任期，卻意外地迎來新內閣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狀態，42位政務官中只有2 名女性閣員，僅佔4.76%，被譏為台灣民主轉型30年來，女總統治理下最「男」的內閣，引起婦女團體的抗議（例如婦女新知基金會等）。我們期許未來無論中央或地方，女性直接參與政治或公私部門合作，都對性平的推動能產生好成績。
第三，女性用文學來呈現歷史觀（感），在近年來穿越時空戲劇的熱潮下，很高興出現首部穿越至日治台灣的文學小說──楊双子《花開時節》（2017）。穿越敘事與性別的關係何在？女性／女體穿越至古代空間有何意義？身為作家同時也是研究者的楊双子，曾在她的碩士論文中提到：小說中時空位移與男女權力位移的連結，看似批判，其實恰反映出現代女性身處的社會中，性別權力仍然是不平等的事實（楊若慈，2012，第三章）。
或許與楊双子個人研究心得有關，與楊千鶴1942 年短篇小說同名的《花開時節》，是她「台灣歷史百合小說」書寫的第一篇實驗之作。也就是說，與台灣穿越小說以男女性別關係為主題相左，楊双子這篇小說想談的是「百合」，並以母系取代父系人際的敘事。關於百合小說的意義，她在受訪時曾表示，女性情誼在相愛與競爭關係之外，仍有廣大的地帶，可能是「既喜歡又羨慕、嫉妒又欣羨、戀慕又困惑」，但過去的書寫忽略了這種複雜性，她認為「百合」正可以填補這一塊。「百合」既包含女同，亦有女同之外的女性情誼（婉昀，2018）。
本期第三篇專題論文中，鄭芳婷教授即以《花開時節》作為文本，發展出所謂「鋩角」（ mê-kak）的概念，試圖以此打造台灣酷兒敘事學。「鋩角」原是閩南語比喻事物的細小關鍵，該文挪用、改造為「從細節與縫隙來顛覆並改變大局勢的酷兒方法學」，以挑戰邏各斯中心式、文獻性與官方正統的敘事。作者認為《花開時節》以日治台灣作為穿越主題，正是「以女性情感來酷兒化長期反同性戀與陰性特質（femininity）的官方國族意識形態」。該研究以酷兒作為方法來閱讀穿越小說，讀者更可以看到「歷史」敘事的多樣、性別權力的流動、女性情誼的複雜，還有如何以「微」逆反的各種可能。
本期專書評介對象為姜學豪（Howard Chiang）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一書。該書論述晚清民國時期，甚至到1960年代台灣，在西方性知識傳入的情境下，原本社會文化中對於「性」 觀念與認知如何改變的過程。書評作者曹育愷稱之為「科學與醫藥話語下的性重構」，並從該書論述的有效範圍、史料選擇，以及接受史三方面，讓讀者一起反思歷史研究與當代性別關懷之間的關係。而本刊戮力於性別研究之推廣與交流，即是希望結合研究成果與社會關懷。
最後，本期正值新舊任編委會交接，現任編委會由吳嘉苓、沈秀華、紀大偉、胡郁盈、陳昭如、黃宗儀和我所組成。感謝前屆主編陳昭如與編委會的費心，本期經前後屆編委會多次討論，以及文字編輯們的協助下，終得以付梓。期待讀者享受閱讀這四篇研究心得，並攜手一同致力華文學界的性別研究。
參考文獻
史艾米（2015），〈創傷歷史與集體記憶─作為交流型記憶和文化記憶的文學〉，《清華中文學報》，13: 283-310。
楊若慈（2012），《性別權力與情慾展演：台灣本土言情小說研究（1990~2011）》，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婉昀（2018年8月1日），〈《花開少女華麗島》楊双子專訪：女性情誼，不只是姊妹、戀人與競爭關係〉，《女人迷》。取自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16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