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陳欣蓉(台灣社會改造協會副祕書長)
摘要 ｜
國內對於協助生產者的研究與論述相當貧乏，到1990年代以後才有學者對日治時期的產婆與助產專業之興起與衰退進行研究。本書欲探究助產專業的研究者有莫大的幫助，除了彌補研究者於閱讀外文史料時的限制與缺憾，亦提醒研究者對此專業演進歷程的重視。
《先生媽、產婆與婦產科醫師》一書多數援引日人對台所見所聞之記述，文中的論述對於台灣本島接生者─先生媽，以不文明的接生方式導致婦嬰高死亡率等負面批評與打擊不遺餘力。產婆的制度與教育，是在台灣成為日本統治後才開始導入台灣社會，雖然執政當局積極導入及推廣，但新技術、新觀念、新制度，對長久保存相當強烈傳統習俗的人來說，是一種顛覆性的挑戰。
本書導引我們思考更為深入的問題，即助產士制度的移入，也如同現代醫學一般都需要經過一番的說服與價值認同的轉化才有可能，這樣的觀點是很難單由殖民者遺留的文獻中呈現的，這也是本書觀點與取材上的一大限制。另外，台灣早期協助生產的人員未經西洋醫學的洗禮，這群人不僅在當時被日籍產婆以「無知」與「不文明」等詞彙嚴厲抨擊，也備受近來探究此相關領域研究者的批判。但是這些批判卻忽略了在未經所謂系統化的專業教育訓練前，人在面臨生存問題時只能倚靠親身經歷的經驗來因應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事件或意外狀況；同時，也輕忽了她們彼此間助人與互助的社會網絡，作者在文獻整理中亦有此方面的發現。
如此的思考讓我們深思從事相關助產士研究合適的角度，研究者是否能感同身受助產者與被助產者間相互支持的情感？而不是僅以「比率」下定論。舉例來說，就目前官方出版的資料裡，對於戰後助產士在婦幼衛生的貢獻多只是一些流於數字與工作業務的記述，看不到助產士如何在陌生的環境下融入當地的生活，以推展助產業務及婦幼衛生工作？曾經遇過什麼樣的困難？又如何去克服與解決？然後才能成就政府在婦幼衛生裡致力降低產婦及嬰幼兒死亡率的亮麗成果。
數字並不能全然傳承經驗與智慧，也缺乏情感的賦予與連結。研究者是否也忽視了讓助產者與被助產者發聲的機會？講述生命史的目的並非在尋找唯一真實的歷史事件或演變，重要的是透過講述者情感的流露，情緒的表達使得某種記憶或經驗得以藉此連結，並體現某種社會趨勢下的歷史場景，藉以傳承社群記憶與彰顯特殊的精神意志。也正是如此，《先生媽、產婆與婦產科醫師》的出版對現階段助產專業的研究，無疑是一種拋磚引玉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