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陳昭如(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摘要 ｜
2020年初爆發的COVID-19疫情打亂了眾人的腳步，翻轉了整個世界。隨著疫情的全球擴散與防疫機制的擴張，有關COVID-19的人社研究也日益開展，其中值得注意的主題之一是疫情與防疫措施對於學術生產的影響：學術期刊女性投稿人數的普遍降低，而在有些領域甚且出現男性投稿人大增、女性投稿人下降的現象。在性別化的照顧分工下，居家工作與視訊上學對於女性學者（尤其是身為母親者）的不利影響，可想而知，而學術產出的減少只是其中之一。這個在全球疫情擴散初期即已被注意到的性別不平等現象，很快就從知識轉為追求改變的集體行動。有一群美國的女性法律學者便在7 月發表了題為「致法學期刊編委與法學院升等和終身職委員會」的公開信，要求其關注並回應新冠疫情對於女性學者所造成的不利處境。
很幸運地，在這波席捲全球的疫情中，台灣沒有進入全面居家工作與視訊上學的緊急狀態，學術出版所受到的性別化影響遠低於其他疫情嚴重的國家，我們也因而得以大致在不受疫情干擾的情況下完成了本期的編輯工作。本期刊登兩篇研究論文、一篇研究紀要與一篇書評。
以張愛玲姑姑張茂淵的遺產訴訟起頭，蔡英文姑姑的遺產訴訟結尾，台大外文系張小虹教授在〈姑姑的官司：分家析產與姓／性別政治〉一文中剖析宗法父權的流變與頑強，「性別政治」與「姓別政治」的交疊。她考據「姑」的多義性，將張愛玲姑姑的官司置於分家與繼承法的百年變革脈絡中觀察，進而剖析張愛玲作品對於父系宗法的批判，從〈金鎖記〉中看到女兒在分家析產中的缺席，從《怨女》的分家場景中看到宗法秩序的苟延殘喘，再轉而梳理這兩個作品中「房事」的雙義性（「房嗣」與「性事」），「姓壓抑」與「性壓抑」的交織。最後，她回到當代子女姓氏與繼承的性別不平等現象，指出宗法秩序的現代樣貌，再就另一起「姑姑的官司」：蔡英文總統姑姑蔡瀛君所提出的遺產分割訴訟，指出在形式平等的分配表象下，女兒於分配過程中參與缺席的實相，從而進一步總結宗祧繼承於當代的陰魂不散，並指出「去宗國化」的必要。
同樣是探索家庭的性別樣貌，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謝欣芩教授的〈空間越界與多重身分：當代台灣紀錄片中新移民女性的家庭實踐〉一文，將研究的鏡頭投向台灣的東南亞新移民女性。運用跨國女性主義理論和紀錄片的影像分析方法，以越南裔新移民女性導演阮金紅的《失婚記》（2012）、台灣導演賴麗君、彭家如的《神戲》（2016）和南洋台灣姊妹會的《姊妹，賣冬瓜》（2010）三部紀錄片為素材，爬梳當代紀錄片如何再現她們的家庭實踐，而紀錄片又如何揭露並介入台灣社會的論述與文化生產。她首先指出，紀錄片可以發掘主流媒體所未能關照到的現實、翻轉主流媒體所製造的汙名印象，但導演的族裔與性別身分不能完全決定其作品觀點與內容是否有批判性。她提出「家作為接觸區」的概念，以「家」的符號為核心，探究在此三部拍攝者主體不同、但皆以「家」的想像和新移民女性跨界途徑為題材的作品，剖析新移民女性與夫家、國家之間的糾葛關係，呈現新移民女性在權力結構下的複雜樣貌，以及「家」作為兼具親密性與暴力性、協商家庭身分與社會參與的場域。
本期的第三篇論文從族群與性別的交織轉向障礙與性別的交織，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郭惠瑜教授的〈障礙與性別的交織：探討小兒麻痺女性母職經驗〉一文呈現小兒麻痺女性身為母親的經驗。她回顧交織性和障礙女性主義的研究，討論障礙女性被認為不宜生、不適任母親的生育多重困境，指出在不同文化與地域脈絡下了解障礙母親經驗的重要性，進而透過質性訪談十位職業與婚姻狀態有別的小兒麻痺女性，了解她們的生命史，身兼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母職處境。她的研究發現，這些女性的困境主要來自於社會結構與文化，以及文化差異（例如傳宗接代、養兒防老、母以子貴）使得她們面臨與西方障礙母職研究有別的處境，而她們也發展出自己多元的母職實踐策略，從而挑戰了主流的母職論述。
我們感謝台大社會系何明修教授為本刊撰寫書評，從勞動社會學觀點評介張晉芬、陳美華主編的《工作的身體性：服務與文化產業的性別與勞動展演》（2019）一書，除簡介該書的研究貢獻外，也提出四點深化研究的方向。
本期的出刊，也是本屆編委會任期的結束。台大歷史系專攻女性史的衣若蘭教授接任本刊的新主編，沈秀華、胡郁盈加入本刊的編委會，新一屆的編委會由她們與吳嘉苓、紀大偉、黃宗儀、陳昭如組成。我們歡迎性別研究的朋友們投稿本刊、共同耕耘台灣性別研究的學術園地，也期待在本刊下一期出刊之時，全球已進入COVID-19 疫情的尾聲。
主編 陳昭如 謹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