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紀大偉(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摘要 ｜
《女學學誌》的「性別與台灣文學」這個專題邀請「台灣文學」
研究者（包含多種系所的碩博生）進入「性別研究」的空間，進行
對話。「性別研究」是《女學學誌》持續經營的常數，「醫療」、宗
教」、「文學」等等是輪流來做客對話的變數。不過，何者算是常數
而何者變數，都要看所處的「領域」才能決定。如果走出性別研究
並且走入台灣文學研究學門，就會發現「時間進程」的考量（體現
為「時代分期」）才是常數（日本時期、白色恐怖時期、戒嚴後時期
等等），而性別則是需要另章處理的變數（性別跟時間進程的關係是
什麼？這一直是個課題。可參考克麗絲特娃（Julia Kristeva）的「女
人的時間」一文等等）。這種常與變的分工狀況，看重歷史進化，並
且看輕跟歷史進化無關的課題。這個現象並不是台灣文學獨有，而散
見於大多數「國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在國內外的各大學，英
美文學、中國文學往往被切割成一截一截的時間（時期）來進行教學
（而且被當作必修課），而這些文學之中的性別則被視為可有可無的
課題（頂多被當作選修課）。
台灣文學中的性別，性別研究中的台灣文學：各是各的稀客。或
許有人並不覺得台灣文學內的性別研究算是稀客：並不稀少、並不是
外來的客。誠然，許多台灣文學的學者、研究生、讀者多年來已經努
力查索歷來文史資料，並且紛紛指認：「台灣文學在 19X0 年代，就
已經描寫了『女性主人翁』（或同性戀主角、或跨性別主體等等）」、
「在 19X0 年代，『女性身份』（或同性戀身份等等）的作家紛紛投身
文壇」。這些努力同時為台灣文學和性別研究的漏洞進行填空的工
作，成績斐然。但是筆者卻也忍不住懷疑：這些善意的填空努力卻可
能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強調了台灣文學與性別課題的「河蟹／和諧」，
幾乎召喚了英語系國家（英、美、澳、加等等）所推動的「文化多元
主義」（multiculturalism；「大家都不一樣，卻都快樂地在一起」）。這
種快樂在一起氣氛可能讓人鬆懈，並且遺忘這兩造之間的矛盾（「空
白都填滿了，那麼還有什麼問題要談嗎？」）。如果要持續進行性別
與台灣文學的對話，可能就要開始質疑雙方之間看似令人放心的和諧
（它們的「同」），並且直面它們的利益衝突（它們的「異」）。
凡是機制就會進行「納入」（inclusion）和「排除」（exclusion）；
就算是幼稚園這種機制也會爭取某些孩童，並且排斥另一些小孩。性
別研究和台灣文學研究也是都是機制，自然也都會偏食：除了觀察這
兩造剛好重疊納入的部分（如「某個年代的台灣文學也有某種性別主
體」），我輩也要留意兩造無法重疊之處。例如，台灣文學排除了哪
些性別？排除的行為乃基於什麼樣的時間進程考量？
要看出性別和台灣文學之間的矛盾，就要留意台灣文學的國族、
國家色彩。與其說「性別與台灣文學」這個專題的關鍵詞是「性別」
與「台灣文學」，不如更精準地說，是「性別」、「台灣」、「文學」
這三者。性別跟「台灣文學」若有摩擦，阻力可能處在性別與台灣
（國族、國家）之間，而不是在性別與（沒有冠上國族標籤的）文學
之間。畢竟文學似乎是各種學科的好朋友，容易跟大家相處，不大會
跟其他學科發生糾紛（但文學的這個好脾氣特色就是個問題，容後再
議）。
台灣文學是體現台灣的文字「媒介」。既然是媒介／媒體（「台
灣這麼亂、都是媒體害的」），就可以操弄人心，也可以被人心操弄。
台灣文學是一種國族文學（國族在此為「nation」），也是一種國家機
器的零件（國家在此為「state」）。做為國族文學的台灣文學，跟美
國文學、中國文學、巴勒斯坦文學、愛爾蘭文學一樣，終究帶有政治
立場、政治目的。但筆者要趕緊說明，這邊所說的立場和目的是多元
的、可能彼此衝突的：身在台灣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並沒有同心一志想
要促進台灣獨立（彷彿「文學研究是手段，獨立建國是目的」）。在
台灣文學的研究者中，也有人想要整合「兩岸四地」，也有人純粹愛
好文學而「沒有政治立場」（「文學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服務政治的
工具」）。況且，台灣文學研究絕對不只是在台灣境內生產。中國學
界早就有體制內的台灣文學研究單位，持續出版多種論述 ―主要
立場是要將台灣文學整併為中國文學的一支，而不是為了促進台獨。
而身在歐、美、日的台灣文學研究者（國籍、種族不限）可能繼續將
台灣文學視為「區域研究」的一塊拼圖，或是當作打破「區域研究模
式」的一個實驗室，或解讀為「想像亞洲」的一個結點―對他們來
說，統一或獨立未必是台灣文學研究的迫切課題。
做為國家機器零件的台灣文學可能被某些立場的人士帶入國家機
器（如學校），也可能被其他立場的人士驅逐（如被排除在學校課程
之外）。台灣文學可能讓某些研究者和讀者避而遠之，因為國家機器
聽起來像髒字。但筆者想提醒：一、正是因為「髒」，所以更值得勤
加對付；二、自從「現代性」以降，國家機器無所不在，幾乎統攝世
界上所有生靈。目前我輩所知的各種文學幾乎都被整併在各種國家
機器之下：中國文學、西藏文學、維吾爾文學、馬華文學都各自是國
家機器的零件（但各自被哪個國家操用、詮釋？馬華文學是被哪一個國
家使用的工具？），但並不能一概視為暴力程度相同、霸權程度相同
的工具。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說的國家機器絕對不是普世性
的，而具有法國天主教社會的特殊性。國家樣貌多元 , 國家機器也絕
非只有一種。英格蘭文學、蘇格蘭文學（如被視為「蘇獨」的《猜火
車》（Trainspotting））、愛爾蘭文學（如被讀作「愛獨」的葉慈作品）
經常被迫統一在英國文學史的課程中，但是其中有哪些零件是用來擴
張帝國、哪些則是用來反抗暴政，需要逐一細察。異質多元的國家機
器如何被多彩多姿的性別主體挑戰，正是有待一再質問的研究課題。
常有人議論台灣文學的時期太短、經典太少、「只是」「地方文
學」或「邊陲文學」，「只」描寫了特殊風土：台灣文學看起來受限
於「特殊性」（particularity）。這些說法預先設想了「文學」（前面不
加上國族形容詞）的「普世性」（universality）：文學的歷史似乎是可
以不斷上溯的、文學似乎是提供無盡經典的寶庫、文學發生的地點似
乎該是文明的中心而非邊緣地帶、文學似乎應該能夠反映跨越國界的
人性。如前頭所說，文學應該跟其他學科都處得很好，沒有稜角似
的。沒有冠上國族形容詞的文學彷彿沒有國籍（就好像沒有被標示
出膚色的美國白人彷彿不是另一種有色人種），去政治，好乾淨。詹
明信（Fredric Jameson）引起軒然大波的文章，「多國資本主義時代
的第三世界文學」，就是站在「普世」（其實就是第一世界）的位置，
對「特殊」文學進行探索。自從詹明信（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之際）
將魯迅小說指認為第三世界的「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位於
不同國家的學者就算對詹明信的第一世界態度感到不滿，卻也紛紛將
現代中國文學和台灣文學解讀為國族寓言―也就是特殊而非普世的
文學。為甚麼學者們在批判詹明信的第一世界傲慢之餘卻又忍不住沿
用國族寓言的概念，是耐人尋味的一件事；或許某些文學被點出特殊
性之後，才更有議題性，更值得大作文章。
在主流的認識論之中，台灣文學和性別被擺放在類似的位置：
兩者都被認為是偏狹的、邊緣的、活在「巨大他者」（大國、大男人
等等）陰影底下的。人被預設為男性，而女人是例外；情慾主體被預
設為異性戀，而同性戀、跨性別都是例外。某種老掉牙的抗議仍然
時有所聞：「女作家」要求被稱作「作家」而不要「女」字，「同志畫
家」要求被視為「畫家」而不要「同志」兩字，因為她們想要跟主流
（男、異性戀）作家、畫家一樣被平等對待，而不要被當作偏離主流
的特例。做出這類抗議的女作家和同志畫家想要擺脫特殊性（不要當
「女」人、「跨性別」的人）、想要擁抱普世性（要當「人」）。然而，
為這些抗議者解套的方式，與其說只能在個人層面進行，不如說延伸
到社會結構徹底處理更痛快；與其幫忙她們摘掉身份認同的標籤，不
如思考：為什麼身份認同的標籤被認為是髒東西、必先除之而後快？
為什麼「女」、「同性戀」、「跨性別」是讓人覺得束縛的標籤，而
「男」、「異性戀」、「主流性別」則不被當作是包袱？特殊的性別和普
世的性別之間，存有既不公平的權力分工。台灣國族和性別所遇到的
權力分工情境非常類似：「台灣」文學、「女」作家好像都被迫低人一
等，只能當作「文學」、「作家」的次級複製品。
不過，雖然台灣文學和性別都遭受被特殊化的處境，兩造的類似
命運並沒有促使它們惺惺相惜、互相扶持。兩造恐怕都太在乎各自的
特殊處境、太在乎各自面對的「巨大他者」陰影（中國文學、異性戀
男性霸權等等），卻不見得把彼此當作策略性的戰友。但是這種邊緣
和邊緣很少結盟的情況也不算奇怪：學術研究早就紛紛指出，各種邊
緣者的叢林法則往往是邊緣者各自跟中心協商甚至爭寵，但邊緣者跟
邊緣者之間要不是互不理會，就是互相排擠。「性別與台灣文學」這
個專題並無意追求邊緣和邊緣和諧共處的幻象，反而樂於承認邊緣和
邊緣之間的利益摩擦。
這次專題投稿的來稿狀況比想像中來得踴躍許多。《女學學誌》
有心鼓勵研究生，不但樂意接受碩博生投稿，而且來稿一律送外審。
為了促成跨學科、跨國界的對話，筆者特別邀請一批異質性甚高的匿
名審稿人：她們來自不同學科、任職於不同國家（散居歐、美、亞
洲）、擁有不同國籍（有好幾位並不是台灣公民）。對台灣文學研究
界來說，這批審稿人大多是新鮮的面孔。
匿名審稿通過的稿件分兩次刊出。這一次刊出稿件有三。宋玉雯
的〈階級‧性‧變態：舒暢小說中的分斷情感〉藉著討論「分斷」來
審視被遺忘的老作家舒暢。宋文指出，「分斷體制」是韓國思想家白
樂晴的理論概念
, 用以解釋兩韓在冷戰格局被橫生切斷的狀態；宋文
則發現，中國和台灣的「冷戰―分斷」也體現在文學作品的破爛「分
斷家庭」中。宋文從「性／別」角度切入，檢視「分斷」造成的「隔
絕」與「等待」狀態，並且思考隔絕和等待如何「打造並毀滅」（do
and undo）舒暢小說描寫的底層外省男性。藉著思索這些社會邊緣人
體現的三種邊緣標籤：階級、性、變態（這三種標籤是互相定義的，
並不是各自獨立的），宋文置疑構築家國體制基礎的婚姻家庭連續
體。
蔡孟哲的〈愛滋、同性戀與婚家想像：《紙婚》的「殘／酷」政
治〉討論長篇小說《紙婚》（陳若曦，1986）如何再現「幸福婚家」
（書中美國男同志和中國移民女子的「假」結婚）和「不幸疾病」（書
中的愛滋）之間的辯證。蔡文思考，愛滋情節被嵌入小說敘事之中，
對於小說敘事產生什麼作用？關於殘／酷（既殘障、又酷兒）的想像
如何推動敘事情節的展開？蔡文強調，另採新路徑重讀《紙婚》，就
可能看見 1981 年愛滋出現後的傷痛歷史：在耽迷「正常／矯正」（在
英文都是 “norm”）的意識型態陰影下，在全球跨國的男同性戀身體
上，疾病、殘障、污名、歧視、死亡、失落等等交錯的痕跡。
紀大偉的〈愛錢來作伙：1970 年代台灣文學中的「女同性戀」〉
指認台灣文學的第一波「女同性戀」（紀文故意加上引號）在 1970 年
代出現，也就是在所謂「經濟起飛」的時期：女性口袋開始有餘錢。
紀文指出，在台灣文學想像男同性戀主體性和想像女同性戀主體性
完全是兩回事：男同性戀主體以一個個各自獨立的「者」（同性戀者）
為單位，並不特別計較金錢；女同性戀主體則在一組組互相牽制的
「關係」（同性關係）之中成形，在乎各種本錢―因為女人和女人要
用本錢維持關係，否則就要拆夥。雖然台灣社會在 1960 年代就已經
出現「T 婆」組合，但文學要到 1970 年代末才開始再現 T 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