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劉瑞琪(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

摘要 |

從第二波婦女運動以來,在過去四十幾年,歐美的女性主義藝術研究,經歷了基進的成長與變化。在1970 年代,學者們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挑戰傳統藝術史正典(canon)的性別不平等現象,包括質疑男性至上的藝術判準、批判許多男性藝術家作品所展現的男性觀視(gaze)、重新挖掘歷史上被忽視的女性藝術家作品等等。女性主義藝術研究挑戰父權大敘事,一方面成為後現代主義的先驅,另一方面也從1980年代以降,從後現代主義吸取養分,以解構父權的權力結構。與此同時,女性主義藝術研究也逐漸在學院中,被吸收進後現代的性別研究潮流當中,並將研究範圍擴展,以涵蓋男性研究、同性戀研究與酷兒研究。在後結構主義的推動力之下,女性主義藝術研究強調複數與差異,傾向將女性的經驗放置於多元與流動的性別認同與位置的框架,探討性別議題與廣泛的認同議題的交織,如種族、階級、性傾向的議題等等,並從後結構主義、社會主義理論、女性主義理論、酷兒論述與後殖民論述等等汲取詮釋的觀點與理論。

在1990年代,一些女性主義藝術研究者提出呼籲,後現代性別研究具思辯與爭論的多元理論位置,有時會使女性主義藝術研究失去原有的政治能動性。因而,更多學者們在強調差異政治之時,也更加關注女性無論作為藝術家、贊助者、觀者、品味製造者、策展人、學者等等,在歷史上的能動性,以及討論藝術的生產、流通、消費、接受、再生產、與挪用之間的流轉,如何在歷史、文化與社會上,成為各種權力銘刻的場域,以反映、加強、重塑、挑戰與反抗主宰的性別意識形態。二十一世紀可說是女性主義藝術研究最為蓬勃發展的年代,其中尤以女性藝術家研究的累積最為驚人,眾聲喧嘩的研究論文與書籍幾乎成長了數倍之多。

台灣學術界對「性別與藝術」議題的研究,大約在1990年代開始逐漸萌發,以藝術史與外文系所師生的相關研究較多,然而相對於「性別與文學」研究成果發表成期刊論文與專書的豐碩成果,「性別與藝術」的發表尚有十分值得期待的成長空間。此次「性別與藝術」專題,刊印了兩篇各有特色的研究論文,涵蓋了以性別角度,探討歐美與台灣藝術家的作品。

在1970年代早期,女性主義藝術運動出現在歐美多地,女性主義藝術家們發展了多元的革新風格與內容。在再現模式的革命方面,她們突破傳統的繪畫與雕塑,創造多采多姿藝術製作模式,如裝置、場域特定藝術、錄像、表演、攝影與書籍等等。在以藝術介入與改變社會的性別觀念方面,她們相繼以創新的再現策略挑戰陽物中心主義與男性觀視、展現女性在性/愛慾上的能動性、批判將女人限制在異性戀與母職認同、以及歡慶超越父權與白種至上的女性認同等等。余瓊宜的〈Ulrike Rosenbach 神話敘事與藝術再現中女性作為符號的映射〉一文,將我們帶入早期女性主義藝術運動那個充滿活力的年代。尤其,台灣對歐美女性主義藝術運動的瞭解以英美為主,這篇力作探討了國內少有論著的德國藝術家Rosenbach 在1970年代創作的女性主義錄像表演藝術。余瓊宜援引符號學理論,細緻地詮釋Rosenbach如何藉由她的作品,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以自我反身性的體現方式,重新拆解與批判聖經與神話中的女性角色。

有道是「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本人過去三年,曾經在國內與美國的期刊發表關於「陰性崇高」與女性戰爭的論文。在客座編輯《女學學誌》的過程,欣見劉亞蘭的來稿。她所著〈「陰性崇高」的意涵與視覺策略:以Dorothea Tanning、邱紫媛、陳隆興的作品為例〉一文,奠基於作者的哲學訓練,對既有探討崇高與陰性崇高的哲學與女性主義理論做了一番耙梳。劉亞蘭也受到Battersby 以「陰性崇高」詮釋美國藝術家Dorothea Tanning 的《自畫像》(1944 )啟發,擴展與延伸詮釋Tanning、邱紫媛與陳隆興作品,認為三位藝術家的作品共享了「陰性崇高」的表達,也就是以人物(或動物)與自然之間,彼此身心互視互觸、寧靜祥和的相處模式。劉亞蘭的論文相當耐人尋味之處,在於提出男性藝術家的作品,也描繪了在自然當中「陰性崇高」的體驗,將其詮釋成非本質論的反支配性知覺方式。

期待正在思考與撰寫「性別與藝術」的研究者,可以持續用妳的新/心聲與行動灌溉《女學學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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