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洪貞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摘要 ｜
在媒體無所不在的當代社會中，人類對於性別的感知與行為模式，往往受媒體建構所影響；而媒體建構，也因為社會建構而相互加強。當我們透過性別的視野看傳播科技與媒體，不論是科技形式、媒體組織、從業人員、內容再現、閱聽人消費、傳播政策等等面向，無處不是性別。媒體產製過程中的各種力量，存在何種矛盾，彼此之間如何相互折衝與協商，如何再生產性別權力關係？媒介訊息產製或是科技使用的結果，鞏固了保守的性別意識，還是開創了進步的可能性？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種動態關係？如何促成進步的性別意識、符號生產與社會關係？上述種種，皆是女性主義傳播研究關注的重點。
因應大眾媒體發展，西方傳播研究起源於二十世紀初期，而女性主義觀點的傳播研究大約始於1970s。早期女性主義傳播研究，關注大眾媒體中的女性形象，大抵承繼女性主義先驅討論性別刻板印象。1980s出版的《傳播中的女性──挑戰性別價值觀》（Pamela Creedon (Ed.), 1989），除了分析媒介內容的性別偏差，更擴及討論媒介組織中的性別歧視、傳播法規與歷史的重構等。同時，女性主義研究者也挑戰傳統男性中心的傳播理論與研究方法，《研究女性傳播──理論與方法的觀點》（Kathryn Carter and Carole Spitzack (Eds.), 1989）一書，引用心理分析、現象學以及諸多質化研究方法，強調女性主觀經驗的理論意義與重要性。到了1990s，女性主義傳播研究蓬勃發展，大量吸納文化研究與多元主義的思潮，討論身體政治、另類媒體、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從性別、族群、階級等多面向解釋新傳播科技與全球化現象中的各種問題。
反觀台灣，本土的女性主義傳播研究，起源甚晚，主要在九零年代以後才見枝枒。自歐美習得新思潮的批判傳播、文化研究學者返台耕耘，開始有批判父權壓迫結構、探討女性主體性的研究（見諸張錦華（1994）《媒介文化，意識形態，與女性》、林芳玫（1996）《女性與媒體再現──女性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的觀點》、王雅各（編）(1999)，《性屬關係：性別與文化、再現》等專書）。這些專書的出版，見證了本土女性主義傳播研究的興起，也啟發了很多年輕研究者繼續前行。到了二十一世紀，更多研究者在族群平等、多元文化、身體政治、女性傳播主體性、新科技的消費與抵抗等面向上開展多樣的研究主題、累積本土實證資料。
本期專題文章，某種程度上回應了前述趨勢。三篇論文，直接地面對女性的傳播經驗，看到弱勢傳播權利實踐經驗及其限制。論文中有涉及在傳播組織內的女性，她們如何受到組織與人際互動、甚或更大的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呈現在其中的制約、協商與抵抗的動態圖像；也有探討女性使用新科技的經驗，在性別數位落差的框架中，進一步細描已婚女性退用科技的家庭情境與社會限制，深入理解女性與家庭科技或拒或迎的關係。
林宇玲的論文〈非主流新聞室的性別政治：以《小世界大文山社區報》為例〉，採用Lois McNay的性別化生存心態和場域的關係作為理論架構，檢視了學生實習媒體中的性別政治，並探討學生如何協商其性別認同和專業實踐。相較於早期新聞組織研究，只關切工作者的性別比例、位階與待遇等表象條件，本研究呼應了近期研究趨勢，將視野轉向工作者的性別意識與場域實踐。研究指出，在以女性為主的新聞室內，女記者並不會認為女性特質是負面資本，但在新聞實踐過程中，女記者也要面對男性化的新聞專業與女性陰柔特質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例如女記者以人際關係為重的新聞選材和運用女性柔弱化的採訪策略，不同於男記者；但也因為爭取表現，傾向接受並內化組織和專業規範的要求。當女記者的性別化生存心態不符合版面的專業屬性時，則不免經歷各式掙扎與協商。
觀察了新聞室的性別實踐後，研究指出性別特質的建構的動態性，符合Monica Lofgren-Nilsson、Gertrude J. Robinson 等人的發現：新聞室是性別化的場域與過程，個人的性別經驗、組織的勞務分配、社會的性別角色，以及文化的性別迷思等等，皆在新聞室中交互作用。因此，「性別不再是生理屬性，而是一連串的社會實踐，是個人在新聞場域內，衡量其處境並挪用適當的資本，不斷地『做』出性別，同時也產出新聞。」
孫嘉穗的論文〈性別、族群與媒體：原住民新聞中的性別與族群議題〉，則將性別與新聞產製的焦點放在原住民族群與媒體的互動中。透過訪談原住民族電視台新聞部的族語主播、記者、主管，探究性別因素與文化脈絡如何影響各族群的新聞產製。研究指出，原住民族新聞中女性形象的呈顯仍嫌不足，也常囿限於傳統性別角色的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將性別議題帶到原住民族的傳統習俗與社會脈絡中，討論女性記者面對部落祭儀等議題時，面臨哪些性別處境，又是如何影響其報導。研究發現，在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原住民女性記者對性別禁忌有不同的
回應方式：順從觀點展現了對傳統文化的敬重，以傳承文化為使命的原住民記者傾向認為，性別分工與禁忌是慣習也不應違背；而部落祭儀多以男性為主，
女性記者不易進入祭儀現場，部落女性的身影也極少出現在相關新聞報導中。但抵抗觀點則認為，原住民文化應該與時俱進，改變部分不符合性別平等的傳統；但也因為在實踐上的困境，光是女記者能否進入祭儀紀錄及傳承文化，就會因為衝撞部落傳統文化而受到責難，也因此產生挫折與困惑。作者認為，「這些衝突不只反映出媒體工作者因性別議題而在新聞現場遇到的問題，也同時顯現了族群的身分建構：包括置身於原住民傳統社會的女性與回到原鄉採訪的都市原住民女性所具有的多重身分認同，以及性別、階級、族群認同和專業認同之間的衝突與協調。」因此，作者建議，「要培養具性別意識的新聞工作者，須透過不同族群記者的相互培力，並建立採訪及製播性別議題的倫理準則，以逐步強化原住民新聞中的性別視角與性別意識。」
相對於前面兩篇論文討論傳統的、組織型的媒體工作者，方念萱的論文則關注個人化的新科技，分析女性對新科技的使用與退用。「家中斷捨離？兩種傳播科技退用的性別分析」一文中，檢視已婚女性退用網際網路以及家用娛樂科技Wii的資料，並以James Paul Gee的言說分析工具分析女性退用傳播科技的社會、文化、家庭脈絡與機轉。作者捨棄將女性只視為數位落差變項之一的僵化分析，而是正視女性的經驗和言說，理解家庭脈絡中的女性如何思考自身與科技的關係。
進一步分析，就使用網際網路而言，已婚女性在家中並非享有獨立資源的個別使用者，特別是沒有在外就業的女性，因為缺乏各種鼓勵使用網路的條件而退用網路，卻同時也面臨現實世界的孤立情境。以數位照片的分享為例，當家人透過網路分享生活紀錄，女性也因為退用網路而似乎被隔離在家人的某些網絡之外。女性對Wii的使用更與家庭息息相關。Wii的廣告宣傳，框架的是家人共聚互動、時髦的家庭想像，而女性為了家人娛樂而引入Wii，也因家人退用而遠離這個遊戲。諷刺的是，無論進或退，對女性而言都是「做家庭」的舉措，也因為維繫家庭活動的思考，「『玩Wii』逐漸成了新工作；退用Wii對女性而言，反而是省卻一種家務勞動。」女性的生活與娛樂牢牢與家庭角色聯繫，也因此，作者主張以「處境式不用」（situated non-use）來理解女性在家庭中的退用、拒用、不用科技，在性別與傳播科技的研究上建立此一範疇。
綜觀本次專題的論文，開拓了不同面樣的新議題，也為本土傳播研究累積豐富的資料、並在理論觀點及實踐上提供建議。無可諱言，本土研究多以西方理論為架構，但這也是論述發展過程中無可避免者。如何在西方理論的基礎上，關照台灣獨特的脈絡與現實，開創有系統的本土觀點研究，仍是一條繼續探索前進的道路。希望在研究者的接續努力下，一同灌溉本土性別傳播研究的土壤。
專題主編 洪貞玲 謹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