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碑是紀念人物或事件的建築物,作為集體記憶的一種,其呈現的方式與形成過程充滿了性別意義。本期刊登的第一篇研究論文中,顧玉玲教授從工殤碑的設立與群眾記憶,揭示當代台灣性別與勞動的關係。同樣是為了工作最後「回不了家」的男女,男人被神格化成為「石牌公」,設置在「開路先鋒爺廟」內供人膜拜;女人卻集體被當作「淑女」來祭祀,且如同台灣各地可見的「姑娘廟」一般,單身女性無法入父系家祠,往往被塑造為厲鬼而成鬼話傳說,幸由婦女團體與地方政府的努力,高雄旗津「淑女墓」終改建為「勞動女性公園」。

該文關於工殤碑的探討,包含了阿斯曼夫婦(Assmann)所提出集體記憶的兩種類型:「交流型記憶」和「文化記憶」(相關理論可參考史艾米,2015: 288-291)。也就是說,這兩則勞災事件,由口頭的、日常的、短暫的、流動性的記憶,經過文化塑造而有紀念碑的豎立,如此漸漸體制化紀念的內容與意義,而為人們所記憶。但有意思的是,當紀念建築物成立以後,並不代表交流型記憶就被固定了,那些口頭的、日常的記憶,也可能因為性別文化而產生不同的詮釋與印象。從工殤碑的例子,我們看到集體記憶如何流動、固化與產生改變的可能。作者提醒了我們,公共議題所忽略的性別差別待遇,以及宗教信仰中的性別與鬼神觀,還有集體記憶中對未婚女性的恐懼與偏差觀念,都值得大家再度省思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文化符碼。所幸紀念空間或儀式可以修改,「歷史」可以改寫,集體記憶也可因此得到重新梳理與解/建構的機會。

其次,與婦女/性別相關的公共議題中,女性或性少數的參政是最大的課題,但是如何參與,以及參與的成效如何,值得密切關注。以「參與式民主」的類型來觀察,是研究女性參政與性別平權途徑之一。本期第二篇論文中,黃淑玲教授以「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簡稱女委會)為例,探討台北市長柯文哲第一任內(2015-2019年間)性平機制運作與成效。女委會成立於民國85年,是台灣第一個由官方成立、民間參與,致力於性別平等及促進女性權益的任務編組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其他委員約30名,任務為擬定法令、督促政策、提供諮詢,其與台北市政府之間的關係與性別平權的實施成效,有待審慎評估。

黃淑玲教授認為台灣性平機制的運作成效,為「政治意志」、「社會資本」與「政治環境」因素三者交互作用影響。她發現,市長個人推動性平政策的動機、出席與主持大會的頻率、特別指示與獎懲措施,以及性平辦公室的人力、預算與監督機制,還有民間委員的社會資本多寡,都與性平機制成效密切相關。而該文處理的女委會個案,也凸顯台灣公私合作的性平機制,其定位問題。按照台北市政府網站的說明,女委會屬於「諮詢、指導及監督本府性別相關政策措施之重要角色」,意即此委員會能否有決策力或影響決策權,未來還需再觀察與釐清。

在女性參政的議題上,2020年蔡英文總統的第二任期,卻意外地迎來新內閣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狀態,42位政務官中只有2 名女性閣員,僅佔4.76%,被譏為台灣民主轉型30年來,女總統治理下最「男」的內閣,引起婦女團體的抗議(例如婦女新知基金會等)。我們期許未來無論中央或地方,女性直接參與政治或公私部門合作,都對性平的推動能產生好成績。

第三,女性用文學來呈現歷史觀(感),在近年來穿越時空戲劇的熱潮下,很高興出現首部穿越至日治台灣的文學小說──楊双子《花開時節》(2017)。穿越敘事與性別的關係何在?女性/女體穿越至古代空間有何意義?身為作家同時也是研究者的楊双子,曾在她的碩士論文中提到:小說中時空位移與男女權力位移的連結,看似批判,其實恰反映出現代女性身處的社會中,性別權力仍然是不平等的事實(楊若慈,2012,第三章)。

或許與楊双子個人研究心得有關,與楊千鶴1942 年短篇小說同名的《花開時節》,是她「台灣歷史百合小說」書寫的第一篇實驗之作。也就是說,與台灣穿越小說以男女性別關係為主題相左,楊双子這篇小說想談的是「百合」,並以母系取代父系人際的敘事。關於百合小說的意義,她在受訪時曾表示,女性情誼在相愛與競爭關係之外,仍有廣大的地帶,可能是「既喜歡又羨慕、嫉妒又欣羨、戀慕又困惑」,但過去的書寫忽略了這種複雜性,她認為「百合」正可以填補這一塊。「百合」既包含女同,亦有女同之外的女性情誼(婉昀,2018)。

本期第三篇專題論文中,鄭芳婷教授即以《花開時節》作為文本,發展出所謂「鋩角」( mê-kak)的概念,試圖以此打造台灣酷兒敘事學。「鋩角」原是閩南語比喻事物的細小關鍵,該文挪用、改造為「從細節與縫隙來顛覆並改變大局勢的酷兒方法學」,以挑戰邏各斯中心式、文獻性與官方正統的敘事。作者認為《花開時節》以日治台灣作為穿越主題,正是「以女性情感來酷兒化長期反同性戀與陰性特質(femininity)的官方國族意識形態」。該研究以酷兒作為方法來閱讀穿越小說,讀者更可以看到「歷史」敘事的多樣、性別權力的流動、女性情誼的複雜,還有如何以「微」逆反的各種可能。

本期專書評介對象為姜學豪(Howard Chiang)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一書。該書論述晚清民國時期,甚至到1960年代台灣,在西方性知識傳入的情境下,原本社會文化中對於「性」 觀念與認知如何改變的過程。書評作者曹育愷稱之為「科學與醫藥話語下的性重構」,並從該書論述的有效範圍、史料選擇,以及接受史三方面,讓讀者一起反思歷史研究與當代性別關懷之間的關係。而本刊戮力於性別研究之推廣與交流,即是希望結合研究成果與社會關懷。

最後,本期正值新舊任編委會交接,現任編委會由吳嘉苓、沈秀華、紀大偉、胡郁盈、陳昭如、黃宗儀和我所組成。感謝前屆主編陳昭如與編委會的費心,本期經前後屆編委會多次討論,以及文字編輯們的協助下,終得以付梓。期待讀者享受閱讀這四篇研究心得,並攜手一同致力華文學界的性別研究。

參考文獻

史艾米(2015),〈創傷歷史與集體記憶─作為交流型記憶和文化記憶的文學〉,《清華中文學報》,13: 283-310。

楊若慈(2012),《性別權力與情慾展演:台灣本土言情小說研究(1990~2011)》,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婉昀(2018年8月1日),〈《花開少女華麗島》楊双子專訪:女性情誼,不只是姊妹、戀人與競爭關係〉,《女人迷》。取自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16435

好文分享《女學學誌》第47期編輯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