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怡瑄
圖│《女學學誌》第44期書封,萬一一作品

《女學學誌》第44期收錄〈性別差異及其不滿:淺析萬一一諧擬的扮裝攝影〉、〈破解二元對立,改寫能動主體:性暴力受害者脆弱性的正面意義〉、〈孕產照護邏輯:台灣女性的新生育選擇與共同修補〉和〈全球化年代下的親職焦慮與策略:評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四篇文章,看似主題各異,卻隱含一共同精神:不屈於現有體制的既有解釋,強調不同群體——性暴力受害者、女性、孕婦和父母——的自主性。

 

對性暴力被害者來說,「預設脆弱」和「要求堅強」同樣危險

 

在〈破解二元對立,改寫能動主體:性暴力受害者脆弱性的正面意義〉一文中,作者王曉丹透過重新解讀輔大性侵案,對「受害者形象」提出新穎的思考——壓迫性侵受害者固然不對,但也不可全然忽視被害者的受暴陰影,時時要求對方表現「捍衛自我權益」的積極形象。

 

模糊的受害者主體

 

2017年,由美國好萊塢引爆的「#MeToo」反性暴力運動在全球延燒,越來越多人正視性侵及性騷擾問題。「強暴」一事強烈顯示出被害者與加害者的權力不對等,可視為陽剛文化下的產物。許多案例皆指出,受害者必須「證明」自己說不的情境與意思、「證明」自己主動行為並不代表同意,或者「證明」自己不是為了報復或者獲取利益;在某些案例裡,受害者必須面對自己的性慾被攤在陽光下,甚至其穿著、出現的時間地點、互動時的態度與言論、身體是否有傷痕等等,都成為大眾「客觀」判斷的項目。

 

因此,針對性暴力的受害者,女性主義往往強調必須重視受害者創傷,且正視受害者的情感依附及其生存之道。然而,本文作者王曉丹認為,上述觀點雖然重要,但還是必須正面描繪受害者主體樣貌,並討論其主體受制於何種性別結構。

 

被預設的「脆弱受害者」

 

在一般想像的性暴力情境中,受害者往往被預設為無力、被動或柔弱的角色;任何主動性的展現,都有可能成為譴責受害者、讓受害者歸咎自身的要素。然而,王曉丹表示,這樣的圖像對被定位為「被害者」的人產生巨大的壓力,因為被害者可能會為了符合「脆弱受害者」的形象,猶豫該如何解釋自己的經驗,不知道自己所遭受的不正義,是不是典型的被害者。

 

王曉丹認為,這暗示出一種危險的二元對立情況:當受害者認同那個脆弱無助的自我,雖然可以取得有力的發聲位置,也可能違背其他的自我要求、自我追求與自我理想;而當受害者認同那個主動積極的打擊犯罪者,或許必須壓抑其對加害者既有的情感、崇拜與渴望。

 

王曉丹強調,這些非此即彼、被二元化約的兩極,局限了認知框架,使光譜兩極外的性暴力經驗難以被發覺,也造就了社會論述中譴責被害者的重要資源。為了避免上述問題,必須拒絕二元對立化約論,從一方面來說,應該要打斷「能動性-陽剛氣概-主體位置」的鏈結關係,避免追求完全能動性,致力於翻轉過去控制文化的理解模式;從另一方面來說,必須在認識論上翻轉脆弱性的意義,從負面轉向正面,唯有保持所有人皆易感、易受傷的脆弱性,才得以具備能動性,而發展一種協助受害者的倫理。

 

二元對立的危險性

 

文章中王曉丹以2016年輔大案的爭議,說明受害者政治因為無法打破能動性與陽剛氣概的鏈結關係,因而被陽剛文化吸納,成為鞏固強暴文化的一環。根據性侵受害者女學生男友的敘述,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夏林清處理該案時,對女學生說:

 

我不要聽一個受害者的版本!你們學生之間的情慾流動我也知道,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們平常在8樓幹些什麼,偷吃也要把嘴巴擦乾淨,沒錯,你,確實,酒後,亂了性,但我不要聽一個受害者的版本,我要聽你作為一個女人在這件事裡面經驗到什麼!不要亂踩上一個受害者的位置!(王曉丹轉引自張娟芬,2016/9/23)。

 

王曉丹分析,夏林清的行為表面上看似拒絕將受害者「被害者化」,但卻仍然帶有上述單面、同質、負面與階層化的脆弱想像。她的言論預設女學生不應該脆弱,應該勇敢拒絕站在被害者的位置——不站在這個位置,唯一的道路,就是站到另外一個對立面——應該要強壯獨立、不會受傷與自我負責。頓時之間,狹隘的脆弱想像,在這個對話情境下,將問題轉化為個人行為管理不良、個人態度不佳與個人政治不正確。

 

然而,夏林清忽略了自身與女學生對話時的權力關係,不論是老師對學生,或者系主任對當事者的輔導諮商,都存在一個權威的上對下陽剛關係。王曉丹的論文指出,夏林清先將女學生貶低為聽話者、跟從者,再以異性戀霸權的強制語言「嘴巴擦乾淨」、「酒後,亂了性」,強化了超出異性戀霸權規範之外的行為偏差,因此是一種「亂」,必須被「擦」掉。夏林清以自身陽剛氣質的強者姿態,要求受害者承擔責任,無異於以進步的宣稱包裝實質的權威,甚至犯了父權責備受害者的錯誤,這使得受害者在權力脈絡中被壓制。

 

第三種受害者敘事的可能

 

對此,王曉丹認為,女性主義政治為了取得發聲位置,致力於打破「被害者或能動主體」的二元對立時,必須體認到,能動主體並非必然就是陽剛氣質,唯有將二者脫鉤,社會論述才得以避免複製強暴文化與陽剛文化。從理論的層次來說,性暴力的發生原因,往往根源於陽剛文化中完全能動性的追求,透過暴力取得全然的主宰與控制。

 

因此,王曉丹總結,女性主義政治必須拒斥以下的二元對立化約論:若不是受到陽剛氣質指引,成為獨立、自主、大聲斥喝、積極反擊的女性主義抵抗者,就是運用陰柔氣質,讚揚關係裡的被動與弱小,成為兼具韌性與柔性的協調者,從中為受害者發聲。

 

從攝影藝術來反抗父權意識形態

 

在〈性別差異及其不滿:淺析萬一一諧擬的扮裝攝影〉中,作者呂筱渝使用文獻研究與圖像分析法,探討萬一一的攝影作品觸及的性別議題,包括女性特質、性別二元及性別階序、性別差異與性別的觀看權力等,點出其作品反抗陽剛父權的黑色幽默。

 

本文研究的藝術家萬一一長期致力發展女性藝術,其作品與藝術觀皆深具性別意識,藝術創作形式以攝影影像為主。此外,她的創作主題多與兩性平權有關,擅長運用各種物件,例如面具、中式茶杯組、堆疊的書本等象徵手法來豐富創作語彙。

 

「端莊淑女」其實只是「女性角色」的面具

 

例如,萬一一的攝影作品〈女性氣質好似扮裝的?〉中,相片主角為一位看似端莊乖巧地、坐在鏡頭前雙手奉茶的女人。這並非重製父權體制小的嬌弱女人,若仔細看相片內容,可以發現這名女子的臉龐其實是一張白色面具。

 

呂筱渝分析,這張白色面具有理想女性典型的杏眼、小嘴、細眉,女人穿著繡小白花的洋裝,戴玉鐲,身前的桌子鋪著象徵富貴的牡丹桌巾,擺上四個雅致的白色陶瓷茶杯,宛如傳統社會裡教養良好的大家閨秀。

 

相片顏色也頗有深意。呂筱渝認為因為傳統針孔相機選用的底片材質,使這張作品裡的白色變得相當醒目,在灰黑色階中更顯突兀;時常被用來象徵女性的貞操和德性,代表純粹、貞潔的白色,反倒呈現慘白的冷冽氛圍,並在疑問句式的標題,以及作品營造的效果中,留待觀看者思考:父權體制下的女性特質是偽裝出來,為了符合性別角色要求的扮演,同時也是承載道德禮教和社會期待的語言符號。

 

這張照片的主角看似是一名「遵守禮教」的女性,但呂筱渝表示,若深究其面具意義、傢俱擺設和顏色元素,就能理解萬一一是藉此反諷:女性特質並非與生俱來,只不過一張張女性角色的面具罷了。

 

「高尚」和「清純」源於視而不見

 

除了另有深意的扮裝,萬一一也會直面生活中可能出現的情境,並透過周遭物件呈現強烈反差。如在〈超高尚的小淑女,1〉中,相片主角為一位身穿白衣黑裙的典型清純女學生,然而另一張作品卻「掃興地」拍了自下體流到腳踝的血漬(月經或處女情結),呂筱渝指出,讓這件作品充滿黑色幽默──所謂的「超高尚的小淑女」也不過是活生生的日常女人,彷彿她只是應男性觀眾期待而演出,才搖身一變成為「超高尚」的「小淑女」。換句話說,對「超高尚」的強調,恰巧反襯人們對真實女性的生理日常視而不見的心態。

 

社會夠平等?「女性壓迫」論述已經過時?

 

呂筱渝在文中感嘆,目前台灣女性藝術之專題研究的論著相當稀少,本土女攝影家相關主題的參考文獻更是缺乏,幾乎不見系統性的專書或專論,使得本文無法引用本土文獻做為文獻回顧。

 

在這個支持兩性(性別)平權、性別認同開放多元、性別觀念也符合時代潮流的台灣社會,社會上已經開始出現「女性已經夠平等了」、「女權自助餐!」等批評。但呂筱渝認為,萬一一以影像創作對抗男性話語權的策略,再現當今社會文化慣於將女性物化、標籤化為性別「他者」的壓迫現象,不但讓女性承受的歧視與壓抑能如實呈現,也為台灣沉寂許久的女性主義藝術平添精彩的一章。

 

懷孕中的身體也有自我決定權

 

在討論女性主義議題時,多數人會強調職場的「性別工作權平等」,或是家務分工的平均分擔,但許多人都忽略女性在懷孕時,同樣面臨被控制、選擇權被剝奪的困境,其主因源自當代生產醫療的過度介入。延續著此一議題的相關討論,可見於施麗雯的論文──〈孕產照護邏輯:台灣女性的新生育選擇與共同修補〉。

 

施麗雯回顧1960年代,美國出現女性生育自主運動,強調對自我身體控制和生育選擇權。面對當代生產醫療過度介入問題,新興的生育改革運動延續選擇權訴求,將助產照護視為解決生產醫療化問題並回復自然的身體自主與生育選擇。

 

施麗雯在研究中提出核心問題:當代女性生育選擇有限,「助產照護」作為生產的新選擇,是否可以促進女性生育自主與照護品質,又如何做到?為回答以上問題,該文分析近年衛福部一項試辦計畫:引進助產師到醫院,提供女性新選擇。透過訪談和參與式觀察,討論女性如何在標準化的醫療規範中,針對「生產」此極私密的身體經驗,保有自我選擇的空間。

 

「生育自主」不等於「單方決策」

 

「懷孕」背後暗藏的自由限縮,不只代表非醫藥背景的「外行人」對醫學專業的畏懼,更反映出社會傳統對「母職」期待。施麗雯提到,各種常在診間出現的危險/安全、好的/壞的、正常和不正常等醫學用詞,迫使女性必須回應當代社會對好母親該負的責任和風險的想像,例如好母親不會做出讓小孩身陷險境的選擇;這種充滿風險管控的字詞,顯示女性的選擇往往受到醫療實作影響,故而選擇自由變得有限。

 

然而,要完全抗拒醫學專業和社會傳統的影響,完全訴諸「個人選擇」,也是不切實際的方法。施麗雯採納科技與社會學者Annemarie Mol的看法,將「照護邏輯」設為研究重點之一,強調不同行動者間的調節(attune)與修補(tinker)。所謂「行動者」包括懷孕女性、醫護人員、助產師、醫療運作、科技物、甚至胎兒的參與。透過探索孕產照護活動的運作,檢視行動者在生產歷程加入或退出所帶來的重新修補。

 

例如,施麗雯觀察的一位懷孕女性在設定生產計畫時,碰到醫師以生物醫學角度主導的孕產照護,使得孕婦個人需求被忽視。此時,助產師就會在其中協調。故施麗雯總結,帶有Mol「照護邏輯」中的「共同修補」意涵的生育計畫並非對母親的要求照單全收,也不是單純在某個選項進行勾選或提出需求,或由照護者提供或者不提供,而是在實作上由產婦與醫療常規、醫護人員和助產師來回調節。

 

能否保有「討論空間」是關鍵

 

施麗雯也發現,即使一開始協調好的生育計畫,也有可能因為突發狀況臨時改變,但這並不代表「照護邏輯」的修復協調失敗了,醫療行為也有可能成為「照護邏輯」的一部分。

 

例如,有位施麗雯觀察的孕婦已跟助產師確認進行溫浴的生產計畫,不希望過多的醫療式侵入。但最後分娩時,該名孕婦因為陣痛和精疲力盡,無法使力而崩潰,醫師詢問是否要剪會陰,她毫不猶豫地回答好,在產程的最後階段接受了醫療介入。若以此分析女性的自主性和選擇,怡伶看似被動,但從照護活動分析,在以順利分娩為主要目標的照護上,醫學介入協助生產變成當時主要的照護修補。該名孕婦也回饋給研究者,因每個人的生育狀況不同,是否有「討論空間」才是生產自主性的關鍵。

 

女性的「生育自主」和現實的衝突

 

施麗雯透過訪談助產師時也發現,當大多數女性主義者提倡選擇和生育自主時,有些孕婦卻不見得想擁有選擇自由權,大部分的孕婦其實是都是尊重醫師的建議。除了對醫學專業的信任,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經濟條件」限制。如有些產科診所為不同孕婦提供「客製化」服務,但唯有孕婦有足夠經濟能力支付該服務時,才能擁有客製化的生產方式,此時,當選擇生產方式已變成客製化的消費行為。

 

施麗雯也在研究中反思:選擇完全規避醫療的居家生產,是否就可以得到控制權?若意外來臨,其實即使是看似「最專業」的醫學也難以挽回。

 

其中一位研究觀察對象原本計劃水下生產,卻臨時出現出血不正常,改為剖腹產,但胎兒臨時又出現胎盤剝離的狀況,最後不幸逝世。以上發生的非典型狀況本就難以預防,即使照了超音波和胎心音檢查,也不一定可以檢查出胎盤剝離。莉卿的經歷顯示從懷孕到生產其實還有「很難知道」的不確定性,即使醫學企圖預防和監控,也終究無可控制。

 

從思考歷程反映出女性的自主性

 

有了這次經歷後,該孕婦反思,自己原本的出發點為降低醫療介入的程度,但未來如果有第二胎,將會改往風險最小、最避險的方式,去思考如何讓胎兒順利生產。但這樣的「轉念」是否暗示女性服膺被限縮的生育環境、再度自我設限呢?

 

施麗雯認為,該名孕婦分析過去「我」的選擇,也想像未來「我」的可能選擇,其思考重心只是有所轉移。但其闡述生產需求、醫學評估、決定考量和想像選擇的過程中,仍符合女性自主性的發展過程。雖然未能完成原先渴求的自然產目標,但對自我和客觀環境的評估,以及重新調節和改變的能力,都傳達了女性自主的精神。

 

故本文透過多個案例分享,及第一線的實地觀察,為研究增加許多討論視角,跳脫「個人選擇vs.醫療控制」的二元相對論。施麗雯的貢獻在於從台灣經驗出發,檢視照護實作中的各種可能狀況,以及助產師參與的修補活動和其所帶來的效益,呈現「助產模式」所具有的協調和修補特性。

 

談全球化時代「難為」的父母親們

 

在書評〈全球化年代下的親職焦慮與策略:評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中,作者曾凡慈認為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以下簡稱Raising Global Families)一書以獨到分析策略,對教養研究的理論化做出重要貢獻。尤其該書承接作者藍佩嘉長期對全球化與跨國遷移的關心,以台灣與美國波士頓的華人家庭為對象,拆解兩者不同的社會背景,及相異的親職圖像,進而探討家庭內部的關係與能動性如何形塑。

 

如屬於移民的華人家庭,在育兒上同樣面臨文化認同危機,但因不同社會位置所面對的制度條件差異,例如孩子是否能進入名校的「亞裔名額」,或政府介入管教措施,不同階級的移民父母遂藉由詮釋自身流動經驗,發展出異質的保安策略。藍佩嘉發現,而台灣的家庭,則是歷經壓縮現代化與全球化帶來並存的多元文化,使位於不同社會空間的父母,對孩子面臨的風險與日後生命機會發展出差異的感知,也會動員階級甚至族群特定的資源,來為孩子鋪設未來生涯路徑或確保安全。

 

曾凡慈認為Raising Global Families一書另一個令人驚喜之處,是放入「孩子」的角度。在教養相關研究中,將子女形塑親職的行動能力一事並不常見,但曾凡慈認為,教養必然是發生在親子協商的過程中,孩子的天生氣質與後天好惡也都會影響家長的教養決策。

 

曾凡慈指出,Raising Global Families看到了孩子的行動能力,特別是在移民勞動階級的孩子經常比父母更具語言能力,也更熟悉美國的社會體制,有能力扮演協助家庭近用制度資源與機會的中間人,或深諳如何訴諸外部權力來挑戰父母權威;移民中產階級的家庭當中,則有不只一位家長表示:孩子的抵抗使他們不得不鬆動承繼自文化慣習的傳統管教價值。曾凡慈也從書中發現一有趣議題:和美國華人移民家庭不同的是,台灣家長對自身教養的說明,即使是中產家庭也相對較少聽到因孩子而做出調整。

 

不過,曾凡慈也在書評中對Raising Global Families一書提出部分質疑,即在親職角色分析中,對於「父親」的討論大過於對「母親」的討論,本書在性別關係上缺乏統整性的分析。

 

Raising Global Families深入討論不同社會空間下的父職轉變,曾凡慈稱讚Raising Global Families包括台灣中產階級的「太空人父親」(astronaut fathers)如何協商衝突的性別腳本(養家活口與親職投入)、維繫與孩子的關係;底層父親何以傾向透過暴力來修復因勞動市場變化與跨國婚姻張力而受損的陽剛氣質;以及移民父親因美國社會的「竹子天花版」(bamboo ceiling)或福利陷阱,而將生活重心轉向教養子女的種種觀察;但母職角色在全球化下的改變的討論篇幅略顯不足,是Raising Global Families較缺乏的討論面向。

 

從探討性暴力受害者的脆弱主體性,到觀察女性攝影與藝術家作品中蘊含的兩性議題批判意義,到懷孕與生產照護的系統與主體,再到全球化的階級與育兒文化,再再顯示了女性、兩性以及性別議題的豐富多元與批判意義。《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原名為《婦女與兩性學刊》,自1990發行與改名的過程,亦可看見兩性到性別議題的豐富發展。自2015年獲得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SSCI)以後,更在台灣學術發展與推廣上,扮演重要的性別議題分析與學術知識交流的推手。

 

期許未來《女學學誌》能持續豐厚華文地區的婦女與性別研究知識探求,作為跨領域學術界的性別研究重要園地,也期待讀者們能樂於閱讀期刊每期經過審查人與作者多次修改更臻完善的學術論文,同時,也很歡迎各界推廣、投稿,讓《女學學誌》能持續匯集學術貢獻與議題討論。

 

參考資料

 

施麗雯(2019)。〈孕產照護邏輯:台灣女性的新生育選擇與共同修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4:1-48。

呂筱渝(2019)。〈性別差異及其不滿:淺析萬一一諧擬的扮裝攝影〉。《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4:49-78。

王曉丹(2019)。〈破解二元對立,改寫能動主體:性暴力受害者脆弱性的正面意義〉。《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4:79-112。

曾凡慈(2019)。〈全球化年代下的親職焦慮與策略:評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4:11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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