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怡瑄

隨著高齡社會來臨,「長期照顧」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大眾除了關心該如何分配照顧責任,透過媒體近幾年多起「照護殺人」的報導,民眾也清楚意識到「照顧壓力」的存在,照顧他人的起居作息並非易事。

然而,「照顧」一事的討論不應該只出現在長輩年事稍高之時,事實上,「育嬰」及「家務」分工理應成為許多家庭分配照顧責任的「戰場」,但過去許多人都將育嬰和家務自動合理化為「女性」的工作範疇——職業婦女和家庭主婦皆然。於是,做為一個家庭中的妻子、母親和媳婦,在傳統家庭價值觀的壓迫下,不免俗地要承擔許多照顧工作。但,這是合理的嗎?

跨世代陋習:性別家庭分工不均

收錄在《女學學誌》36期的〈台灣照顧分工的重組 兩個女性世代生命歷程的比較〉一文透過質性訪談,檢視不同世代的女性生命歷程。為了納入社區照顧和性別平等政策發展的影響,該文章建構1950和1970世代兩個群體,前者是國民黨政府遷臺後,在臺出生的第一代女性,後者則是工業化時代後出生的女性。結果卻赫然發現,「照顧」責任並未因時代更迭,走向性別平等分工。

對1950年代的女性來說,由於教育未形成強制性的主要制度,工作制度尚待發展,家庭為主要制度,其早年生命的軌跡充滿了不確定與非預期性。當時家中經濟會影響女性受教權,故女性很有可能從小中輟出外打工,開始為原生家庭負擔部分經濟上的「照顧責任」。

1950年代的女性到成年階段仍接續其在原生家庭扮演的角色與責任,進入婚育的軌徑也因家庭經濟與照顧需要而受影響。如受到原生家庭(照顧與經濟)責任影響而「晚婚」;即使結婚,也因與公婆同住,放棄工作,成為全職家庭照顧者, 以個人無酬照顧勞動滿足三代和親友的需求。

1950世代女性因幼年工作影響學業、婚育後勞動中斷而累積的劣勢,隨著子女長大、先生退休或生意停滯,產生外出工作的推力,遂與後工業社會的特定工作機會相遇,進入照顧工作如保母、居家照顧員,但以上工作往往工作條件較差、難有穩定保障。

1970世代女性隨著高等教育制度成熟,生命歷程的發展在職場時間拉長,進入婚育後,處於四高狀態:高工時、高競爭、高失業率、高家庭勞動。女性新型態的弱勢是需要透過個人「努力」,才能促使男性分擔家務與照顧,家務分工與照顧的分配常是衝突點,是女性除了承受工作與照顧雙重勞動外的另一種壓力。雖然女性在外工作有收入,對家內權力地位有正面影響,但不代表權力本質有根本的改變。社會規範認為女性在外工作是自找的,下班後家務勞動是應該的,女性被期待做得更多。

因此,無論是1950世代或1970世代,女性的生命歷程樣態雖有差異,其剝削本質卻相同。1950世代的女性一生累積各種劣勢,中高齡因照顧工作繼續成為福利邊緣的群體;1970世代的女性看似可以出外工作、身處更「進步」的社會,但仍承受工作與照顧兼負的結構壓力。另外,照顧工作的發展讓一群女性得以持續實現自我,也讓另一群女性淪為弱勢工作者,置身於職業福利與保障相對低的處境。世代的更迭並未減輕女性的照顧壓力,即使家務和育嬰外包,還是出現女性「弱弱相殘」的相互剝削。

社經地位越高,育嬰性別分工也不一定越公平

若從大環境來看,女性的家務分工並無減輕,那較可能跳脫「傳統家庭價值觀」高社經家庭,是否能迎來平等的性別分工呢?答案並無想像中那麼樂觀。收錄在《女學學誌》42期的〈養育「無污染」的孩子:有機食品論述、風險管理與母職實作〉一文同樣透過質性訪談,發現許多中產階級母親將對「風險社會」的擔憂,和個人學術或職場專業結合,產生出「密集母職」的育兒型態。

以飲食為例,因傳統性別分工的規範,大多由母親負責主要的食物工作,包括計畫與監管孩子的飲食內容,以及一系列採買、烹調、用餐和情緒管理等過程。這種食物工作高度性別化的過程,除了再製社會的性別秩序,也強調了文化價值所重視的母職實踐與女性氣質。

該研究訪問的許多母親將「孩子的健康」視為己任——而無丈夫或家中男性的介入的空間——會花費許多金錢和時間成本檢視孩子「是否吃得健康」。如從懷孕甚至孕前,女性懷孕的身體被看成風險的載體與傳遞管道,她們的選擇或行為極有可能造成胎兒的風險。孩子出生後,會特別避開過敏原、很仔細地閱 讀、比較不同產品的成分等等。

若孩子吃飯時哭鬧,這些母親也會時時自省。如其中一位受訪者文芳談到,她常反省跟孩子的互動,她會提醒自己「不要把吃飯變成一件很不快樂的事情。」、「和孩子的關係還是最重要。」然而,這些「該怎麼做更好」的想法凸顯傳統的「工作」定義,卻忽略了隱形工作的價值,如情緒管理。對孩子有耐心、充滿關懷被視為女人的天賦本能,或是愛的付出,卻又再次加深了女性既有的刻板形象。

這群中產階級母親視自己為孩子健康的守護者,強調依循有機、安全飲食原則 的重要性。一方面從日常實作中協商、發展與肯認自我的母職認同, 另一方面也常因無法達到或依循標準而焦慮,甚至自責。雖然受訪者多以「比較擅長」、「比較注重健康」等「個人選擇」的語彙合理化自己為食物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淡化性別對分工的影響,但仍可從中發現,即使是高社經地位的女性,也會在家庭照顧上複製性別的不平等。

法律面突破:「性別工作平等法」確立父母皆有育嬰假

既然家庭自主協商難以造成大規模的家務性平分工,那由法律保障父母皆有請育嬰假的「權利」,有助於男性在育嬰方面分擔照顧責任嗎?收錄在《女學學誌》36期的〈邁向一個積極對男性倡議的女性主義取徑?以台灣「性別工作平等法」育嬰假之理論與實務為例〉一文,即以性別工作平等法(2008年修正前稱為「兩性工作平等法」)中育嬰假規範的歷年演變,討論此項政策是否落實。

1990年,行政院發佈「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女性公務人員育嬰期間申請留職停薪處理原則」,育嬰假的請假主體限女性,當時官方態度並無意挑戰男女分工,僅考量性別化的社會現實,讓女性公務人員不必因生育被迫中斷職涯,但完全未考慮男性公務人員之育嬰需求,以及針對「單一性別」可能會複製既存權力體系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雖然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並未限制請育嬰假者為父親或母親,但早期的立法脈絡點出一個幽微的社會共識:雇主認為只有女性會為生育請假或離職。且從實際數據來看,育嬰休假者仍以女性勞工居多。

初步的答案在於持續的男女工資差異,以及女性不僅被期待、也在實質上負擔了大部分的家庭照顧責任。

對男性來說,許多人為工作而疏忽家庭經營時,若以「缺席的父親」形容自己,往往不會受到過多批評。因許多男性相信,男子氣概應以豐厚的薪水、良好的經濟能力呈現。而在家承擔家務與照顧責任的男 性,要冒著被戲謔「吃軟飯」的風險,時時接受傳統性別規範與內化了的性別刻板印象嚴苛檢視。

而當女性因工作忙碌成為「缺席的母親」時,則往往會因違背母親關愛孩子、照顧家庭的「天性」,而被批評,或被委婉建議「要多花一點心力關心家庭」。

故從該研究可以發現,育嬰假的制定雖然為性別育嬰分工帶來新選擇,但社會氛圍若無改變,照顧的重擔仍會落在女性身上。法律僅能做最低限度的規範,若要達到公平的性別家務分工,價值觀的翻轉更重要。

文化面突破:重新定義男子氣概

翻轉的第一步,是重新定義「男子氣概」。傳統的男子氣概特意彰顯粗獷、豪飲、蠻勇或逞兇鬥狠等傳統的陽剛氣質。在父權體制性別角色扭曲的文化中,女性受的苦是看得到的外傷,而男性則是內傷,因為男性同樣需要拋棄原有性格,來適應父權社會的性別框框,也讓欲分擔家庭照顧責任、卻又擔心被社會異樣看待的「非傳統」男性腹背受敵。

收錄在《女學學誌》39期的〈照顧男子氣概與男性公務人員育嬰留職經驗〉一文透過訪談10名曾申請育嬰留職、且已回到職場的男性公務人員,希望了解少數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男性,其對「男子氣概」的看法,及其如何跳脫或調和留職停薪照顧孩子與男子氣概兩者間可能衝突的經驗。

研究者發現,育嬰留職男性對男子氣概的詮釋其實是「既變,也不變」。一方面看到這些男性對「父親」角色的詮釋不再侷限於養家者,也可以是照顧者,卻也發現他們有些心態和行為與過去父權社會的男性養家者相似。

研究者以挪威的「男子性照顧」(masculine care)為例,說明霸權性男子氣概並未因承擔照顧責任而改變。這群男性同樣藉由育嬰假與子女建立親密關係,但照顧方式不同於母親。他們提供照顧,讓自己成為孩子的朋友,與孩子在一起且一同做事,並訓練孩子獨立。這群男性認為育嬰留職期間,照顧孩子並未對原本工作和男子氣概造成影響,且與原本工作有很好的連結,甚至帶孩子造訪自己的工作場所。他們不認為照顧孩子需要很多時間,當孩子睡覺時,仍然能依自己的時間規劃做自己的事。

同時,這群男性喜歡將孩子帶出家庭認識世界,視自己為活力父親(active father),而不是家庭主婦(housewife),並認為家務工作具有強烈陰柔氣質。因此,這群挪 威男性在育嬰留職期間亦只照顧孩子,不認為家務是自己的事。

然而,本研究訪問的臺灣男性公務人員似乎並非這種「霸權型」的照顧者,受訪者均不認同傳統性別角色,如「男主外、女主內」或「男人女人一定要如何」的性別分工或刻板印象,也不接受傳統男子氣概所建構的男性角色。透過在日常生活中實際參與家庭照顧和家務工作,受訪者體現對於性別角色的看法,打破傳統性別角色藩籬,型塑自身的男子氣概標準。

臺灣育嬰留職男性在該研究中「翻轉」傳統的男子氣概,令人欣慰。但其選擇其實仍受到外在「薪資保障」和「職涯選擇」性別化的影響。如夫妻工作是否有保障和彼此薪資高低,是決定由丈夫或妻子申請的重要關鍵。先生之所以願意請、或「敢請」育嬰假,很大一部分是因他們的職業——即公務人員——相對妻子而言較穩定,沒有被迫離職的風險。換言之,這些育嬰留職男性能實踐照顧男子氣概, 是來自「復職」機會的保證。

雖然現實職場條件仍有改進空間,不過,本研究提出「男子氣概」在臺灣翻轉的可能性,也凸顯育嬰假不只「育嬰」,男性的參與也有助於女性產後恢復,提醒家中男性應多重視孩子出生後女性所承擔的照顧負荷問題。如多位受訪者在育嬰留職期間有照顧新生兒的經驗,亦曾面臨新生兒照顧的問題,便能體會妻子獨自照顧小孩的辛勞。

制度大翻轉:「準公共化」照顧分工

另外,北歐「準公共化」的普及照顧制度也可做為借鏡,展現出國家除了「制定育嬰假」政策外,還能有更積極的作為:平價、普及、公共化、高品質的托育與長期照顧服務。收錄在《女學學誌》31期的〈北歐普及照顧制度的實踐與變革-從女性主義觀點回顧及批判〉一文,即深入剖析北歐照顧「準公共化」對社會的影響。

促使北歐各國建立完整的普及公共照顧制度的主要因素有二,其一為北歐傳統的「充分就業」政策取向,另一為1970年代前後興起的第二波婦運所造成的女性角色轉變。

1970年代以前,瑞典、丹麥、挪威等國由社會民主勞工政黨主導 的政策取向,素以「勞工公民」(citizen worker)的權利為基本考量。其公民身分基本模型是「勞工公民、男性養家者」其從事的職業、與工會的關聯,以及由工會而來的政治決策參與,決定了該「勞工公民」的權利、身分和參與模式。而女人僅僅是「母親公民」(citizen mother))反映北歐福利國家的第一階段發展,亦即勞工階級男性的全面動員與政治納編。到了1970年代前後,第二波婦運開啟北歐女性的動員與政治納編,北歐福利國家的發展也隨之進入第二階段。

以瑞典為例,女性的動員與政治納編於1960年代初現端倪,此後,瑞典各大政黨皆關注兩性就業平等及家庭中兩性關係的平等。在此過程中,母職津貼(針對未就業在家育兒的母親發放,具有支持、鼓勵傳統女性角色的功用)式微,逐漸被公共托育和育嬰假政策所取代。

前述北歐公民身分定位呈現下列價值與政策取向:第一,男女平等是國家應該追求的目標;女性應該擁有就業、經濟獨立的權利,男性則不應被剝奪參與子女養育和成長的權利。第二,國家應該負起責任,提供充足的育兒措施以支持女性就業。第三,國家應為雙薪、共同育兒的父母提供充足的托育措施,才能創造「最有利於兒童的社會」。

不過,北歐模式並非全無缺點。1980年代前後的經濟危機帶動緊縮福利的思維,使日後歐盟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價值在北歐找到發展的空間。以提高效率為名而實施的緊縮、外包、私營等措施,使得以女性佔絕大多數的托育與照顧人員之工作條件惡化。

故該研究作者提醒,北歐經驗過去之所以能達到福利制度「平等」和「效率」的平衡,有賴民主機制的健全運作,即結合各級政府與社會各方的不同立場。

然而,北歐普及福利制度如今之所以面臨社會互信式微、共識民主受損等相關的治理困境,也都因民主機制未能即時體察民意,才會導致結構與決策失衡,不僅脫離民意,也讓公共體系難以負荷。

若將視角轉回臺灣,則可從「保母公共托育」一窺「準公共化」照顧在臺的施行可能。收錄在《女學學誌》29期的〈照顧公共化的改革與挑戰-以保母托育體系的改革為例〉一文指出,2008年開始,內政部兒童局通過的「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明確積極建構普及的嬰幼兒保母托育服務,希望可以分擔家庭或女性自行育兒的責任。

本研究透過分析政策擬定過程,及相關人員(如保母、計畫社工人員)的回饋,了解該計畫在臺推動的成效。

在臺灣,近九成幼兒由母親和家庭親屬照顧,僅約 1 成由保母照顧。保母長期處於非正式經濟地位,習於與家長私下協商托育關係,國家過去也未曾積極介入。直到2008年的「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才開始介入私領域的育嬰空間。

臺灣由於財政結構與政治文化不同於北歐社會民主 國家,無法促使國家直接提供這些服務。因此這個路徑所採取的公共化策略,並不是「公營」或「公有」的組織體制,而是從家庭與市場的交界間召喚出的「社區」與「第三部門」,讓民間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共同形成照顧服務體系。

不過,對許多長期從事個體戶工作的保母而言,這是他們第一次接受政府與民間機構的管理,如環境檢查、托育品質檢核、家庭訪視等標準化作業流程。此種改變造成保母對社區保母系統的抗拒。如保母在加入系統時,雖然契約已告知保母必須接受系統對家長的電話訪問,但對長年自立門戶的保母而言,形同對托育關係的侵犯。如保母會批評:「家長是我自己找來的,又不是你們介紹給我的,你們憑什麼打去問家長對我滿不滿意?」、「你們問家長給我打幾分,是不是在破壞我跟家長的感情?」

故該研究者建議,若要推行「準公共化」的照顧制度,除了政策推行上要更細緻,也要考量臺灣條件和國外差異,並提出以下建議:必須釐清照顧公共化的定義,區分家庭、市場與國家的光譜,讓社會民主的價值成為決策者的共識;對價格與市場形成更細膩的治理機制,確保家庭能以較低支出,取得公共管理的照顧服務;需重視「公共治理」的技術,以及管理組織體制的整合,以產生高品質的服務。

這三種抉擇,不僅關係到照顧服務的價格與品質、家庭的負擔、被照顧者的權益,更牽涉到大量從事照顧服務女性的勞動意義與勞動條件,以及社會對於性別秩序與性別體制的想像,需要審慎思考。

比起一步到位,多管齊下的「漸進改變」更重要

從以上《女學學誌》多篇討論家務分工的文章可發現,若要改變現今照顧分工不均的現況,比起將責任丟給單一性別、法律或政策,更重要的是多管齊下,造成漸進改變。

如〈照顧男子氣概與男性公務人員育嬰留職經驗〉一文在結論分別從職場、社會文化和制度推度給出三點建議:「正向探究和倡導『照顧』男子氣概」、「持續人力市場改革,扭轉職場性別不平等」和「鼓勵夥伴制育嬰模式。降低女性照顧負荷」。唯有社會各方持續合作,才能真正改善目前家務分工不均的狀況。

 

參考文獻

 

林東龍、劉蕙雯(2016)。〈照顧男子氣概與男性公務人員育嬰留職經驗〉。《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9:59-109。

梁莉芳(2018)。〈養育「無污染」的孩子: 有機食品論述、風險管理與母職實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2:73-125。

陳宜倩(2015)。〈邁向一個積極對男性倡議的女性主義取徑?以台灣 「性別工作平等法」育嬰假之理論與實務為例〉。《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6:1-47。

傅立葉、王兆慶(2011)。〈照顧公共化的改革與挑戰-以保母托育體系的改革為例〉。《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9:79-120。

劉香蘭(2015)。〈台灣照顧分工的重組 兩個女性世代生命歷程的比較〉。《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6:49-104。

劉毓秀(2012)。〈北歐普及照顧制度的實踐與變革-從女性主義觀點回顧及批判〉。《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1:7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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